我全然擁有知識分子的那份傲慢，假如像我希望的那樣，我能拋下它，也並非由於我自身的德行或是智慧，隻是因為我比其他大部分作家有更多的旅行機會。我很喜歡英國，但在那裏我從來沒有感到過安適自在。麵對英國人，我總是很害羞。對我來說，英國是一個我不想對其履行義務的國家，但同時又得對其負有責任，這使我感到煩惱。直到我和祖國之間至少隔了一道英吉利海峽後，我才完全地感到自在。有些幸運的人在自己的思想中找到了自由。與他們相比，我的精神力量相對較弱，但我卻在旅行中找到了自由。當我還在海德堡（Heidelberg）的時候，我設法參觀了德國的許多地方 [在慕尼黑，我看到易卜生（Ibsen）在馬克西米利亞霍夫（Maximilianerhof）喝啤酒，臉上掛著不悅的表情看著報紙]。我還去過瑞士，但我第一次真正的旅行是去意大利，去那的主要原因是我讀了很多沃爾特·佩特（Walter Pater）、拉斯金（Ruskin）和約翰·阿丁頓·西蒙茲（John Addington Symonds）的書。當時我有六個星期的複活節假期，口袋裏還有二十英鎊。我去了熱那亞（Genoa）和比薩（Pisa），在那裏我長途跋涉，隻為了在雪萊（Shelley）曾讀過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並寫下關於吉他的詩句的那個鬆林裏坐一會兒。之後我在佛羅倫薩（Florence）待了一個月，住在一位寡婦的家裏。我和她的女兒讀了《煉獄篇》（the Purgatorio），我們手裏拿著拉斯金（Ruskin）的書，奔波數日，遊覽各處名勝。我欣賞拉斯金（Ruskin）讓我欣賞的一切[甚至是喬托（Giotto）那座恐怖的鍾塔]，厭惡地轉身離開一切他所譴責的東西。他從未有過比我更熱情的門徒。之後我去了威尼斯（Venice）、維羅納（Verona）和米蘭（Milan）。回到英國後，我對自己非常滿意，對任何不同意我（和拉斯金）對波堤切利（Botticelli）和貝裏尼（Bellini）的看法的人，我都非常鄙視。當時的我二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