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喜歡讀詩，也喜歡畫詩，但是我不會作詩。正因為不會作而又喜歡畫，所以不論古代的或現代的我都愛讀，讀而偶有體會，就把它畫將出來，作為一種鍛煉自己的手段，要求並不很高的。
大約1950—1951年這兩年我獨自摸索過毛主席的名篇《長征》（七律）和《沁園春·雪》，特別是後者，不知畫過多少次，可以說是一“紙”無成，自己也看不過意。就在這段時期，開始認識到我的思想水平實在太低，業務也很成問題，加上對生活體會不夠深入，對原作的精神意境——主題的中心思想——隻能有破碎的、膚淺的體會。而這樣體會往往又是從形象、字眼兜圈子，不能和整個的中心思想取得有機的結合和發展。這樣，即使畫麵上勉強成圖，也無非是膚淺的形象描寫。嚴格地說，對原作是容易造成曲解的。
自毛主席新作《蝶戀花》的遊仙（贈李淑一）發表後，我自然很快就不自量力地躍躍欲試。實在，那時候我對“蝶戀花”的理解，還談不上一知半解，隻是自以為要是畫得出來也算我創作生活中一件最大的幸事。但通過不斷反複諷誦，思索和經營，這種熱望又漸漸地冷下來了。這是去年春天的事。
去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了郭老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讀了這篇文章，使我不但對“蝶戀花”的偉大意義有了進一步的體會，還使我從“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典型的結合”這一重要意義重新來瞻對偉大領袖的詩詞，特別是新作《蝶戀花》。郭老說：“這詞的主題不是單純的懷舊，而是在宣揚革命。”（《紅旗》1958年第三期，第3頁）
這一句話，啟發並指導著我從單純紀念忠魂的經營轉移到從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的勝利的高度，試著畫麵的設計。在這兒，主要的初步解決了“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尤其前一句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