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一朝，為時共曆四十五年，在這段時間裏，最為人習知的事情有二：一是嘉靖初年的議禮；其次則是因議禮而形成的拉幫結派的習氣，終至形成了朝臣之間的門戶之爭。這種門戶之爭，此後一直糾纏著，就是到了明代已亡，苟延殘喘，在江南輾轉立國的南明時期，這種門戶之爭，還是愈演而愈烈。在明代建國之初，大臣們之間，或是由於鄉誼，或是由於誌趣，彼此往來親密，相互為助，好像有個派係似的，那樣的情況，並不是沒有，但那種情況都為時極暫，而且他們彼此之間，也並沒有形成一個不問是非，隻論同異的顯然的派係。形成了那種隻講異同，不問是非的派係，則是以張璁、桂萼拉攏議禮諸人而首開其端，此後拉幫結派已經成了必要的手段而愈演愈烈，到了嚴嵩和夏言之間延續多年的明爭暗鬥，人們各自相結，自成門戶，便牢牢地形成了一直持續到明末的習見之事。
張璁在他最初向嘉靖進上“繼統非嗣後”之說時，對於曆代入繼之君的各樣情況，並沒有什麽較深的研究，他之寫成此說，不過是僅就自己所知，為嘉靖提出一點可為依據的理由而已。在他把疏文遞上去之後，好的和壞的兩方麵的情況，都超出了他的意料。好的方麵，他本來就希望，嘉靖會因而見喜，使他的前途稍見順利，但嘉靖對他的疏文竟如此看重，很快便交付廷議，還是很讓他喜出望外。壞的方麵，廷臣會不以他所說的為然，這也是他曾想過的，但是這些人一下子竟把他看成了洪水猛獸，覺得不可與同群，卻還是讓他很出乎意外。為了應付這種意外，他又盡力籌思，寫成了那篇《大禮或問》遞了上去。在那篇文章裏，他把自己所想到的，廷臣們在議禮問題上，或許會有的進攻，都擬出了一些應有的駁複，讓嘉靖可以用來對付他們。他原想著，此文一上，他的現狀會有好轉，說不定皇帝還會賜以召見。但更出乎意外的是，他卻被匆忙調離北京，給趕到南京刑部裏去了。從京裏外調南京，這是無形的降調，使張璁深為沮喪。他這才認識到，他所麵對的是一股多麽強大的勢力，要頂住他們，隻有更進一步，贏得皇帝的倚信才成。他是個好勝而熱衷的人，在離京南下時，便已下定了決心，偏要在議禮這條路上，闖出一點名堂來給他們看看不可。他原想，到了南京，自己要潛心讀書，專把有關議禮這一方麵的問題好好來研究一下。不想，在南京刑部，他竟又碰上了桂萼這麽個同道，也想在這上麵闖出一條路來的。他們誌同道合，相互研究，既不寂寞，進度也快，相互研究了兩年，他們自己覺得，實在已能問世，在入繼為君的禮儀方麵，無論什麽問題，他們已經很有一套，都可以應付裕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