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語氣上，構成《不合時宜的思想》這部書的四篇論文，完全是具有戰鬥氣味的。它們證明了我不是一個喜歡做夢而懶惰的人，證明了我能在戰鬥中找尋快樂，也許，同時也證明了我具有一種非常巧妙的手腕。
我第一個攻擊的對象是德國文化（1873），即使在那個時候，我就對德國文化極其蔑視。這個文化是沒有意義，沒有內容，沒有目的的，隻是“大眾的意見”。如果說德國在軍事方麵的偉大成功，證明了德國文化方麵的優越性的話，那麽就沒有比這種看法更為有害的誤解了，更不能說德國文化優於法國文化。
第二篇《不合時宜的思想》（1874），指出我們在科學探討中危險而腐蝕生命和毒害生命的因素：由於這種非人的機械主義，由於工人的“非人格化”，由於錯誤的“分工”經濟，生命成為病態的了。人類的目的，也就是文化，看不見了。作為達到文化手段的現代科學活動，產生了野蠻。在這篇文章中，我們這個世紀引以為傲的“曆史的意義”頭一次被當作是一種疾病，當作是一種典型的衰微象征。
在作為指向更高文化概念和重建文化觀念之路標的第三篇和第四篇論文中，提出了兩個最有力的自愛和自製情形，也就是兩種在本質上非現代形態的人，這兩個非現代形態的人，對於他們四周的一切東西，“帝國”“文化”“基督教”“俾斯麥”和“成功”，滿懷輕視之意，這兩個人就是叔本華和瓦格納，或者一言以蔽之——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