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四篇攻擊批評的論文中，要以第一篇最為成功。從任何一方麵看，它所引起的風暴，都是很大的。這裏，我接觸到一個盛氣淩人的國家的弱點，我告訴這個國家說，它的勝利不是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也許是完全不同的事。對這一點，不僅大衛·施特勞斯那班同路人有所反應，四麵八方都有反應，我曾經嘲笑施特勞斯那班同路人是一種溫和的德國文化俗物，簡言之，是被稱為舊的和新的信仰之馬路福音的作者。
文化俗物這個名詞，在我的書中出現以後，變成了一個德語名詞。烏騰堡人和斯瓦比亞那班同路人都感到，我對他們戰利品展覽，他們的極樂鳥所抱的相當詼諧的看法，極端地侮辱了他們的地方榮譽。他們的反應之惡劣與明顯，正如我所能料想到的。但普魯士的反應卻較為聰明，在他們的反應中，具有較多的“柏林藍”色彩。
最粗劣的態度是萊比錫一家報紙的態度，該報說：要避免在巴塞爾那些被激怒的朋友對我采取敵對行動，恐怕有些困難。隻有很少幾個老先生，基於某種很複雜而無法說明的理由，無條件地站在我這邊。在這些人當中，有一位哥廷根的艾瓦德，他明確地表示，我的攻擊，對施特勞斯是致命的。還有一位黑格爾學派老學者布魯諾·鮑耶，後來，我把他看作最關心我的讀者之一。
在他晚年的時候，由於普魯士曆史地理學家特雷茨基完全不了解文化觀念，每當他想暗示特雷茨基先生什麽地方可以認識有關文化的觀念時，他總喜歡指出我的名字。對這本書及其作者的最詳細和最有見解的介紹文章，是列入哲學家巴登門牆的烏茲堡大學霍夫曼教授寫的。在這篇論文中，他預見了我的命運，即帶來一種危機以及在無神論方麵帶來決定性的轉折點。他認為我是後者最自然和最徹底的代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