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雖然推崇儒家，卻不是一個儒家的忠實信徒。他最得力的人，不是矩範一代的真儒董仲舒（仲舒應舉後，即出為江都相，終身不在朝廷），也不是“曲學阿世”的偽儒公孫弘（雖然弘位至丞相），而是“以峻文決理著”“以鷹隼擊殺顯”的酷吏義縱、王溫舒之徒，是商人出身的搜括能手桑弘羊、孔僅等人。在廟謨國計的大節上，他受儒家的影響甚小。儒家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他卻傾全國的力量去開邊——他對匈奴的積極政策，董仲舒是曾婉諫過的。儒家說，“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他的朝廷卻“言利事析秋毫”。他的均輸、平準和鹽鐵政策正是董仲舒所謂的“與民爭利業”，在儒家看來是違反“天理”的。
不過除了形式上表彰六藝，罷黜百家外，武帝也著實做了幾件使當時儒者喝彩的事。
第一件是“受命”改製的實現。鄒衍的“五德終始”說自戰國末年以來已成了人們普遍的信仰，在漢初，這一派思想已完全給儒家吸收了過來，成了儒家的產業。秦朝倒了，新興的漢朝應當屬於什麽德呢？當初高帝入關，見秦有青、黃、赤、白帝四個神祇的祠，卻沒有黑帝，便以黑帝自居。在五行中說黑是和水相配的，高帝遂以為漢朝繼承了秦的水德，正朔、服色等和“德”有關的製度，一仍舊貫。這倒是百忙中省事的辦法。賈誼卻以為漢革秦命，應當屬於克水的土德，提議改正朔，易服色，並於禮樂、政製、官名有一番興革，還親自草具方案。在當時的儒者看來，這種改革是新朝接受天命的表示，是不可缺的大典。賈誼把草具的方案奏上文帝，但在道家“無為”主義的勢力之下，未得施行。這方案的內容現在隻知道“色尚黃，數用五”，這兩點都給武帝采用了。為著“改正朔”，武帝又征集民間治曆者凡十八派、二十餘人，互相考較，終於采用渾天家（渾天家是想象天渾圓如雞子，地是雞子中黃，天空半覆地上，半繞地下的）落下閎等的測算，製定“太初曆”。這曆法的內容，詳在《漢書·律曆誌》，這裏單表它的兩個要點。以前沿用的秦曆以一年的長度為365又1/4日，現在則以一年的長度365又385/1509日，較精密得多。此外，秦曆“建亥”，現在改用“建寅”。這句話得加解釋。古人以冬至所在月為子，次月為醜，餘類推；建寅就是以寅月（冬至後第二個月）為歲首，餘類推。相傳夏曆建寅，殷曆建醜，周曆建子。孔子主張“行夏之時”，太初曆建寅（後來直至民國前相沿不改）就是實行孔子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