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承秦之後，秦代則是緊接著戰國的。戰國時代，封建的勢力破壞未盡，而商業資本又已抬頭。在漢時，還是繼續著這個趨勢。
《史記·平準書》上，說漢武帝時的富庶，是：
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而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絀恥辱焉。
富庶如此，宜乎人人自樂其生了。然而又說：
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並。
若果真家給人足，誰能兼並他人？又誰願受人的兼並？可見當時的富庶，隻是財富總量有所增加，而其分配的不平均如故。所以漢代的人，提起當時的民生來，都是疾首蹙額。
這樣嚴重的社會問題懸而待決，於是釀成了新莽時的變亂。莽末亂後，地權或可暫時平均，因為有許多大地主業已喪失其土地了。然而經濟的組織不改，總是轉瞬便要回複故態的。所以仲長統的《昌言》上又說：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
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
可見土地和資本，都為少數人所占有了。我們觀此，才知道後漢末年的大亂，除政治外，別有其深刻的原因。
漢去封建之世近，加以經濟上的不平等，所以奴婢之數極多，有官有私。官奴婢是犯罪沒入的，私奴婢則因貧而買賣。當時兩者之數皆甚多。卓王孫、程鄭，都是以此起家的。所以《史記·貨殖列傳》說“童手指千”，則比千乘之家。甚而政府亦因以為利，如晁錯勸文帝募民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以拜爵。武帝募民入奴，得以終身複，為郎者增秩。又遣官治郡國算緡之獄，得民奴婢以千萬數。前後漢之間，天下大亂，人民窮困，奴婢之數，更因之而增多。光武帝一朝，用極嚴的命令去免除。然而奴婢出現的原因不除去，究竟能收效幾何，也是很可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