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意識裏是不是有過這種反抗，這完全是一個不同的問題，是不是他隻被別人認為代表這種反抗。隻有在這一點上，我才接觸到贖罪者的心理學問題。
我承認，我幾乎沒有讀過像“福音書”那樣有著許多難點的書。這些難點與那些曾為德國人提供學者的好奇心及其難忘的勝利的難點不同。當我也像所有的年輕學者一樣慢慢引出那無法比擬的施特勞斯的著作的風味及一種精練語言學家的精明，這種時期早就過去了。
那時候，我二十歲；如今，我把那個看得太嚴重了。我對“傳統”中的矛盾關心了什麽呢？人們如何能把聖者的事跡稱為最早的“傳統”呢？聖者的傳記是一種最含混的文字；在缺乏任何其他文件的情形下，用科學方法去整理它們讓我認為從一開始就注定會失敗，這純粹是因為學者的懶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