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用人，雖不定各當其才，要可說絕無界限，此一點就其命相觀之，即顯而易見。今試依《新唐書》六一《宰相表》，從即位日起至臨終日止，計曾居相位者共二十五人；就中如許敬宗、褚遂良同籍杭州，江左派也。王珪（太原人）、溫彥博（並州人）、張亮（鄭州人）、李世（左責右力）（滑州人），河東與河南之編氓也。高士廉（北齊之後）、房玄齡（臨淄人）、封德彝（渤海人）、魏徵（魏州人）、戴胄（相州人）、侯君集（幽州人）、馬周（博州人）、高季輔（德州人）、張行成及崔仁師（均定州人），又皆來自山東區域者也。他如劉洎（江陵人）、岑文本（南陽人），與西魏舊朝亦未見有密切關係。尤其是馬周以布衣上書，三命召見，（《隋唐嘉話》）卒登相位。計上舉十八人，已占宰相總數十分之七強，寧能謂太宗保持著“關中本位政策”乎1？抑太宗不特任相如此，命將亦然，列傳具在，可以覆檢，此處不必繁敘。
“關中本位政策”或稱為“關隴集團”，以謂則天本家不在此集團之內，故蓄意破壞而代以新興進士。殊未知初唐已優待太原元從，（參《會要》四五）太原不屬西魏範圍，如當時果持此一政策，是從龍之輩已受排斥，其立說脫離現實甚明。抑武後父士彠武德元年官庫部郎中，實握財政出納權，且是“恕死”者十六人之一，（同上引）豈武後亦打擊其本家耶？為此論者無非太重視長孫無忌貶死之一事，然無忌之死由於不黨武後，許敬宗非關隴人，卻獲寵任，可比觀也。
一姓崛起，多破格錄用其輔佐立功之人（唐時稱為“元從功臣”），是任何興朝所必然，非李唐之特有。然而閱時稍久，元佐凋零殆盡，不能不別謀選舉之方，亦事勢應爾。自唐興以至高宗之末（六一八—六八三），曆六十餘年，已脫離開國時期，正應用人複上軌道——即循資之日。奈武後任事率情，好惡無定，終其臨朝之日，計曾任宰相七十三人，內包三十八姓；除去兩《唐書》未立專傳者約占四分之一2、出身非進士、明經或不明者約占七分之三外3，確知為進士或明經出身者隻各得十一人4。最突出之例厥為韋什方，由嵩嶽山人一躍而作相，破格則誠破格矣，然尚未見有偏向進士科之痕跡5。抑武後過事殘戮，每欲見好士林，藉圖挽救，故舉人無論賢不肖，鹹加擢拜，大置試官以處之（試官者非實官之謂），致當時有“補闕連車載，拾遺平鬥量”之諺。中宗複辟，權落韋後，常用墨敕、斜封除授，有員外、檢校、試攝、判知種種名稱，最多者比原額數逾十倍，時人稱為三無座處（《通典》十九，指宰相、禦史及員外官），仕途之濫已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