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孺之說，王夫之已詳予駁正34。然司馬之說，迄未得史家注意。其言有害於世道人心，不可不深辨也。維州本我失地，我納其自拔來投，於“義”何害，不通者一。自隴右迄安西、北庭，天寶後都被吐蕃侵據，維州自拔來歸，譬之鄰家從前盜我牛羊數十，現在一羊逃回；司馬乃以比鄰牛逸入，直是數典忘祖，不通者二。維州降人三百餘，其父、祖應屬唐籍，今竟執送吐蕃，任彼慘戮，令人發指；司馬乃謂死無足矜，蔑視同胞，靡分敵我，不通者三。吐蕃四盟，而有平涼之劫（貞元三），尤為唐恥；況維州自拔前一年，彼已先失信圍攻魯州，（《文饒集》一二）以此言“信”，何異宋襄不禽二毛，不通者四。司馬謂關中急而維州緩，乍似有理，但吐蕃陷維州後，“得並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文饒集》一二及《舊書》一四七）我收維州，作用與謀通南詔相同，正是釜底抽薪，圍魏救趙。不收維州，則劍南節度所押西山八國蕃落，都被隔斷，藩籬盡失，不通者五。大中三年，正牛黨執政時期，去大和五僅十八年，去德裕追論維州事僅六年，吐蕃國勢，當無大更變，而是年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之來歸，即詔令劍南、山南對沒蕃州縣，量力收複，隨有西川杜悰報收維州，山南西鄭涯報收扶州，（《通鑒》二四八）相去無幾時，何以彼則“信大”，此則可“徇利而忘義”？彼則“維州緩而關中急”，此遽不然？其為挾持私見，百辭莫辨，不通者六35。大中複收維州，“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歸”，（《舊書》一四七）扶州想亦相同；僧孺所言蕃兵三日至鹹陽，無非長他人意氣，滅自己威風，假其可能，則邊防已十分脆弱，尤非放棄維州，便可了事，何未聞僧孺建言修繕守備，如德裕所為？（德裕立五尺五寸之度，汰去蜀兵羸弱四千四百餘人，又以蜀作兵器不堪用，取工別道以治之，此兩事《通鑒》二四四即敘在悉怛謀來歸之前）不通者七。唯僧孺“與德裕不協，遽勒還其城”，（《舊書》一四七）以私害公，故德裕惡之，非私怨也，而《通鑒》偏書曰“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對於公私之判別，模糊已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