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教育的目的是全人教育，做學問的目的是成為聖人。人雖然有賢愚之分，但就其本性來說是道德的，關鍵是看這種道德性是否完全。因此，不同的人成為聖人的難易程度也不同，但隻要通過努力，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聖人。
總而言之，書院教育的目的是為了使人擁有完完全全的道德性和理想化的人格。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特意提到“五倫”，其實也就是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書院教育的目的不應該是為了科舉考試，也不應該是為了追求功名利祿，更不應該是為了巧於詩文辭章。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概括書院教育的目的，那就是“明人倫”。朱熹的好友張南軒在《嶽麓書院記》中曾明確闡述過這個問題，朱熹對此也大加讚賞。
王陽明稱讚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
不過王陽明認為，朱熹的“五倫”其實就來自“吾心”，也正因為如此，朱熹的“揭示”之主旨才能一以貫之，隻不過朱熹沒有充分言明這一點罷了。在堅持“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和“吾心之常道”的王陽明看來，如果朱熹的揭示不是“心學”，那他的學說就注定會變得支離瑣屑，缺乏連貫性。
王陽明之所以將朱熹的“學規”視為心學，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即這份“揭示”並不是基於“他律主義”和“戒律主義”來製定的。前文已述，朱熹為了表明自己的“學規”並不是基於“他律主義”和“戒律主義”的產物，而特意將其稱為“揭示”，而不是“學規”。但是，如果認真思考一下朱熹的學術思想的話，就會發現朱熹是極其強調道德和理法的，所以他製定的“揭示”也勢必會存在“他律性”和“戒律性”的傾向。然而王陽明極力主張朱熹的“揭示”是存於“吾心”的，是“自律性”的，而非“他律性”的。而這一點，恰恰反映出了王陽明自己的教學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