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六年（1511），王陽明給汪石潭回了一封信，其中闡述了“未發已發”論和“體用”論。“未發已發”論和“體用”論是程、朱以來宋明儒學的重要課題，但是一直到正德六年，王陽明才最終提出了自己的“未發已發”論和“體用”論。
《明儒學案》中的《諸儒學案》詳細記載了汪石潭的相關信息。汪石潭，名俊，字抑之，號石潭，江西弋陽人，諡號“文壯”，弘治六年（1493）進士，被授官翰林院編修，曾參與編寫《孝宗實錄》。正德初年，汪石潭受宦官劉瑾的迫害，被貶為南京工部員外郎。劉瑾被處死後，汪石潭重回翰林院。嘉靖年間汪石潭屢獲拔擢，最終升任禮部尚書兼國史副總裁。後來在“大禮議之爭”時，汪石潭因觸怒世宗被迫請辭返鄉，不久去世。隆慶年間被追授為“太子少保”。汪石潭和王陽明都是在劉瑾被處死之後才返京的，二人可能也是在這時相識的。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寫道：汪石潭治學以程朱為宗，認為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便是“複性”，這和王陽明“心即理”的主張是一致的，但是汪石潭批評王陽明沒有“窮事物之理”，隻專注於守護自己的本心，故不能“存理”，所以汪石潭的觀點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東正堂對此批評黃宗羲說：石潭隻是一家之說，根本未陷入自相矛盾，黃宗羲之論缺乏定見。
一日，王陽明和汪石潭討論《中庸》中的“中和”。隨後，汪石潭就相關疑問給王陽明寫了一封信，王陽明在回信中指出他觀點中的錯誤之處。
這封信後來被收錄在《王文成公全書》卷四中，題為《答汪石潭內翰》，其內容大致如下：
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既不以為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雲：“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