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愛問道：“《大學》之‘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為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
對此，王陽明答道：
“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為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
下麵“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雲“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
“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由此可知，王陽明將《大學》中的“親民”解釋為古本中的“親近人民”之意，這正是古代明主的治國之道，隻有懷著慈悲、憐愛之心才能教化、養育人民。王陽明認為，朱熹所言之“新民”有嚴厲訓誡百姓之意，這樣會使帝王對百姓的憐愛之情減少，百姓也會逐漸喪失溫情而遠離安穩的生活。
無論是朱熹還是王陽明，他們主張的依然是孔孟之道，但前者顯得嚴厲而後者顯得較溫情。同樣，二人在教育問題上也存在類似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