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雍也篇》提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同時，《子罕篇》提到“惟夫子（孔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由此可知，孔子將“博文、約禮”當作為學之道。所謂“博文”，是指通過博覽群書來探究天道，而“約禮”是以傳統禮法來約束自身行為，從而不失天道。因此，博文為知，約禮為行。
朱熹認為，君子要做到博文，就要多讀書以求得天道，之後再將天道應用於實踐。他的觀點就是廣知萬物之理，然後將其付諸實踐。同時，朱熹認為“禮”就是實踐的道理。因此，朱熹傾向於先博文而後約禮，這正是他所提倡的“先知後行”的思想。
對此，王陽明的理解不同。由於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因此他將博文與約禮視為一個整體過程，而不像朱熹那樣使二者有先後之別。若將朱熹與王陽明的觀點加以比較會發現，前者重視博文，而後者重視約禮。
正因為朱熹重視博文，所以他難以擺脫先知後行的思想局限；因為王陽明重視約禮，所以他提倡知行合一。王陽明認為，博文即為約禮。雖然，朱熹與王陽明都將博文作為約禮的必要過程，但兩人的思想主旨完全不同，這也使得當時許多受朱子學影響頗深的學者無法理解王陽明的觀點。
王陽明與徐愛問答時曾提到，雖然朱熹的“格物”論牽強附會，但他的“精一”說與“博約”說的觀點與自己的相同（《傳習錄》上卷）。不過，兩人所持思想主旨有較大差異，因此徐愛不免對王陽明的學說抱有疑問。對此，他們曾有以下問答：
愛問：“先生以‘博文’為‘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
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隻是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