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前文可知，對文人著述的行為，王陽明心存懷疑的同時也加以批判。眾所周知，朱熹善於大量著述，而王陽明則不然。王陽明認為，正因為朱熹在著述方麵耗費了過多的精力，致使他在悟道方麵所得甚少。理解這一點，也是參透心學的關鍵。王陽明與徐愛的以下問答，進一步展現了陽明的思想：
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
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
愛曰：“伊川亦雲：‘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傳習錄》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