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認為，孔子刪定“六經”的目的就在於“正人心”，隻有去除私欲，才能正人之心，搬弄文辭，隻會助長私欲。因此，王陽明不像朱熹那樣執著於著述。
他曾對徐愛說道：
聖人述“六經”，隻是要正人心，隻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嚐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
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雲：“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
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隻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講到這裏，王陽明不禁慨歎道：“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
接著，王陽明又道：“聖人隻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卻隻要添上。”王陽明認為，研究“六經”必須消除朱熹所設定的經書與史書的界限，導入“經即史，史即經”的思想。此觀點實基於王陽明所提出的“心外無理，心外無事”的整體論，這也是心學的重要特點。王陽明與徐愛的以下問答，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
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庖羲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傳習錄》上卷）
王陽明認為，史書所記錄的事件可起到訓誡世人的作用，因此史書也是經書。此外，孔子刪除“六經”中諸多叛逆之事而僅存訓誡之語，其目的是防止惡行流於世間。那麽，孔子為何未刪除《詩經》中有**邪之氣的“鄭風”及“衛風”呢？這不免讓人對王陽明之說懷有些許疑問。朱熹認為“此類惡詩能約束人們**之心”（《論語集注·為政篇注》）。對此，王陽明則認為“鄭風”“衛風”之詩乃後人附會之作，現存《詩經》並非經孔子刪定之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