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京講學以來，王陽明著重論述了省察克治。此外，他的另一個側重點就是立誠，即誠意功夫。四十二歲返鄉省親之時，王陽明曾寫信給黃宗賢，提出立誠乃細致入微的本原功夫，好比執刀於咽喉處，必要格外用心。
在滁州時，王陽明又寫信給弟子王天宇，同樣向他闡述了誠意之學。王陽明在信中認為，誠意為《大學》的根本功夫，由此出發，他還對朱子的《大學》說進行了批判。而陽明學的特色就是在這種獨立於朱子學的過程中體現出來的，這一點前文已有述及。
王陽明於南京講學之時，尤為重視立誠。他認為，若想去私欲、存天理，若想實現省察克治，必須先立誠。唯有立誠才是根本功夫。
當時，王陽明在《贈林典卿歸省序》《贈周以善歸省序》及《贈鄭德夫歸省序》中均談到了立誠的重要性。正德十三年（1518），王陽明特作《修道說》（《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對立誠加以詳細論述。
同年，薛侃刻印《傳習錄》。《傳習錄》中多處提到了立誠的必要性，其中包括誠意與格物致知的關係，誠意與正心的關係，誠意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關係，誠意與明善的關係，誠身與明善的關係等。
文中提到，“誠”不僅為《大學》之根本，也為《中庸》之根本。關於誠意與未發之中及已發之和的關係、誠意與好惡之情的關係、誠意與知行的關係、誠意與敬的關係等，文中都予以詳細論述。
王陽明一直極為重視立誠，在他晚年所撰的《大學古本序》《與朱守中》《與席元山》《與顧維賢》《與鄒謙之》等文章中，均可看到他對立誠的論述。
此外，從王陽明於嘉靖五年（1526）所撰的《南岡說》（《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四）以及王陽明去世後出版的《傳習錄》下卷中，我們也可看到相關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