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於王陽明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學日明，為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天下從遊者眾，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四《年譜三》）
王陽明回答道：“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吾自南京以前，尚有‘鄉願’（《論語·陽貨》）意思。在今隻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掩藏回護，做得‘狂者’（《論語·子路》）。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掩言，吾亦隻依良知行。”
薛侃認為先生自信良知以來，已得聖人真髓。
總之，王陽明在倡導良知說後，才免於《論語》中所講的鄉願之念，從而達到狂者之心境。
在上述問答之後，門人就鄉願與狂者的區別提問，王陽明回答道：
鄉願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誌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一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闊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四《年譜三》）
關於狂者，《論語·子路篇》有如下記載：“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也就是說，孔子說他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交往了，隻能與狂者、狷者相交往了。狂者敢於為善，狷者絕不會為惡。
王陽明倡導“良知”說以後，有時以狂者自居。他說，這也是招來世間指責的一個原因。從上述引用中可以察覺到，王陽明心中有些自省。可以說這裏麵包含了王陽明精神的真髓。因為薛侃察覺到這一點，所以才對王陽明說“得聖人真髓”這樣的話。王陽明的這種自省態度，也可以從他寫的《與陸元靜（二）》（《王文成公全書》卷五）中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