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南宋初年，自朱子複興了荒廢的白鹿洞書院以來，各地紛紛建立書院，至後世益發興盛。朱子時期，有四大著名書院，這其中就包括白鹿洞書院。
書院學緣何如此勃興呢？不言自明，這與宋代新儒學的勃興關係密切。隨著書院學的流行，新儒學也日漸興盛，因此，以禪學為主流的時代終結，進入了以儒學為主流的時代。
到了宋代，以科舉考試為目的的訓詁記誦之學遭到批判，人們認為儒學應該是學習聖人之學，以修身治國為宗旨。也就是說，立誌成為聖人才是儒學的根本特色。因此，書院學開始流行，院主都是專修儒學、以經世之學為宗旨的大儒，他們不再講述過去學校教育中的訓詁記誦之學。
然而到了元代，科舉考試中開始采用朱子學，專門考查朱子學對經典的解釋。到了明代，學術思想方麵甚至產生了推崇朱子學、排斥其他學派的傾向。因此，宋學的百科全書《性理大全》出版後即成為科舉考試的中心內容，學校教育中甚至出現了隻重視朱子訓詁記誦之學的風潮，喪失了聖學的原本精神。朱子學被形式化、固定化，在這樣的時代，書院學本來的精神自然不複存在。
王陽明生於明代中葉，少年時曾聲稱要讀書學做聖賢，讓私塾先生大為吃驚，晚年又主張良知才是千古聖賢的奧義，是聖學的正法眼藏，因此他自然會強調書院學的宗旨。
嘉靖四年（1525），除前麵提到的《從吾道人記》（《王文成公全書》卷七）之外，王陽明還寫了四篇書院記或縣學記，被稱作“四大記”。文中闡明了書院學、聖學本來的宗旨，也論述了關於“良知”說的新見解。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王陽明所寫的“四大記”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了解當時王陽明心學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