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四大記”之外，王陽明還寫了很多“說”，比如前文提到的《示弟立誌說》。筆者在此介紹一下王陽明晚年寫下的兩篇“說”。（最後完成的《惜陰說》後文再詳細介紹）
王陽明晚年寫下的“說”中，有一篇是《自得齋說》（《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嘉靖三年（1524）六月，王陽明應高足黃勉之所求寫下這篇文章，自得齋便是黃勉之的書齋。
在文章開頭，王陽明首先引用了孟子的話：“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離婁下》）
自宋代以來儒學家就提出道之深造自得，王陽明在此引用孟子的話論述自得的效果。即自得道則心安泰，心安泰則道益深，道益深則隨處達其本原，因此君子以自得為要。
王陽明認為，道遵循吾之本體，為先天的，而性為吾之生命，因此不可外求。世間的學者卻與此相反，勞苦一生，追求辭章、訓詁、技藝。並非沒有人想深造其道，隻是未能脫離辭章、訓詁、技藝的領域，歸根結底是因為以“外物”為事，即求道於心性之外，所以不能自得以達其本原。
他最後寫道，求道應不分動靜，一刻不離，戒慎恐懼，常住不斷，致其良知。王陽明“深造自得”說的特色便在於此。
這篇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有兩點：第一，從“致良知”說的角度來解釋孟子的深造自得；第二，暗裏批判朱子的“居敬窮理”說。朱子之說是辭章、訓詁、技藝的外求之道，並不是孟子所說的真正的“自得逢原，而深造之道”。
第二篇晚年之“說”便是《博約說》（《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嘉靖四年（1525），南元真對朱子的“博約先後”說產生疑問，王陽明回答他的疑問，寫下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