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進入廣東省後，沿北江南下到達三水，又沿西江向西逆流而上，於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十八日經過廣東省肇慶府，同月二十日抵達廣西省東部的梧州府。他把這裏作為討伐思恩、田州的根據地，並成立軍政府。
之後，王陽明於十二月一日向朝廷上《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王文成公全書》卷十四），上疏中說現在還沒有會同各級官員具體審察，但是參考來廣西的途中從軍民口中獲得的信息，就今後的方針陳述一下自己的意見：
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
蓋兩廣軍門專為諸瑤、僮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為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製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驚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況於此輩夷獷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為奸，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征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
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故不複自反而一意憤怒之！
夫所可憤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眾，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雲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裏內騷然塗炭者兩年於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征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瑤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為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