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六年（1527年）四月，鄒守益收集了王陽明的一些文章，打算在廣德州刻印出版，特意前來向王陽明請示。王陽明沒有表示異議，而且還親自標注了每篇文章的年月日期，還特意命錢德洪分類整理一下。王陽明囑咐錢德洪說：
“所錄以年月為次，不複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為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
第二天，錢德洪又收集了鄒守益漏掉的一些文章，建議也一並刻印了。王陽明對他說：
“此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為誌，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心矣。”
錢德洪勸他說：
“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為好事者攙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
王陽明最終同意將這漏掉的文章也一並印了，和鄒守益手裏的文章最終形成了四冊。今日流傳的《傳習錄》的中卷中有一篇錢德洪的小序，讀罷就可以明白編輯者的意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