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交替之際，儒學並不興盛，後因趙江漢成為元人俘虜，朱子之書才在北方流傳開來。江漢之學又由於許魯齋、郝陵川、姚牧庵等而得到傳布。盡管當時朝廷也根據朱子學來錄用文人，但被錄用的人並不理解朱子學的真精神。他們專營利祿，隻是為了進身之便才從事朱子學。所以，當時陸學被棄之不顧是理所當然的（參見《宋元學案》卷90，《魯齋學案》；卷93，《靜明寶峰學案》；《陸子學譜》卷18，《私淑上序》等）。
然而，魯齋在論述全體大用時非常羨慕古人有為於時：“學古適用，隨時中理”（《許文正公遺書》卷8，《高凝字說》）[5]，並在所撰的《熊勿軒文集序》裏說：“文之傳世，豈易雲乎？不深於道德，不能以為文；不關乎世教，不足以言文。道德其本，世教其用與！”把勿軒的全體大用之學當作是對聖賢之道統的光大。
魯齋所說的“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許文正公遺書》卷末附錄，《國學事跡》），是一句名言，這一見解亦出自於他的全體大用思想。(3)
魯齋的朱子學，以《大學》的正心為誠意格致、修齊治平之根本（同上書卷3，《大學要略》），以德性為學問之大節目（同上書卷1，《語錄》上），並且提倡良知良能的擴充之要，等等（同上）。他把重點放在比知識、思索更重要的涵養踐履方麵。所以，傾向於陸學而主張朱陸調和的吳草廬，稱魯齋之學是“不期必同，卻有同矣”（《吳文正公集》卷22，《儼齋記》），也不無道理。原來，魯齋對陸學是不滿意的，但在他的學說中卻有使朱陸接近的傾向。(4)
顯然，在論述吳草廬的全體大用思想時，有必要結合勿軒的思想來加以考慮。據《勿軒先生傳》記載，有人請草廬作《考亭書院記》，草廬聞江南學者勿軒已有此作，便馬上辭謝了。如前所述，勿軒的《考亭書院記》是把朱子學當作得聖人全體大用之學而加以論述的。據此可知，草廬之學與勿軒之學是一脈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