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朱子的全體大用思想在其後學亞流中是怎樣展開的呢？現在就讓我們來考察其經過，看一看朱陸同異論的源流吧！
朱子門人陳北溪以明晰的思辨和論理，闡述了體用兼備之要；黃勉齋輯《儀禮經傳通解》之續編，揭示了其師全體大用的思想。然而，若把勉齋的全體大用思想與北溪等的全體大用思想做一比較的話，便可看到前者更加重視渾一性。朱門再傳弟子真西山，在其所著的《心經》《政經》二書及《大學衍義》中，也表達了這一看法。
朱子的全體大用思想，如前所述，是為了獲求政治、經濟、禮製等具體事實的，在其後的朱子學者以朱子為本的經解和訓詁中，也可看出都是為了遵照朱子的全體大用思想而加以運用的，其中尤以勉齋係的朱子學者為多。例如，元代胡炳文著的《周易本義通釋》，還有胡一桂著的《易本義附錄纂疏》和陳澔著的《禮記集說》，這三人都是勉齋係的朱子學者。眾所周知，這些經解、訓詁在明初都被收入了《五經大全》一書。
虞道園的《學古錄》（卷44，《臨川先生吳公行狀》）記載說：元初朱子學的興盛，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它成了科舉之學，但正因為此，使朱子學所提倡的道問學之真精神被漸漸遺忘而偏向於語言訓釋之學了。於是，朱子的道學終究還是變得與漢唐的訓詁章句學無甚差異了。
這種傾向在宋末的朱子學中已經存在。當時熊勿軒就曾歎息學者隻知誦習朱子之文而不究其全體大用之學（參見《正誼堂全書·勿軒集》卷3，《考亭書院記》）。
元代的吳草廬也曾指責朱子後學這種陷於記誦詞章之俗學的現象，認為這是“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吳文正公集》卷22，《尊德性道問學齋記》）。吳草廬是陳北溪和黃勉齋係的朱子學者，他曾責難其師饒雙峰，認為其學隻是精訓詁、密講說，並認為陳北溪、饒雙峰的學問與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不遠（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