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創建之初，被列為科舉考試內容的是前述的何、王、金、許一派的朱子學。受明太祖知遇，對有明一代的禮樂製度做過諸多裁定，號稱開國文臣之首的金華學者宋景濂的老師柳道傳，是金仁山的門人；和景濂一起仕於太祖，後成為《元史》編纂總裁的王子充，是和景濂同門的儒者。景濂明確以朱子學為宗，主張“明體適用”之學（參見《宋學士文集》卷5，《理學纂言序》；卷16，《淵穎先生碑》；卷7，《曾助教文集序》）。另一方麵，他又評論金溪之學說：“學問不及於心者久矣。陸子兄弟卓然有見，亦豪傑之士也。”其論學宗旨，實已接近於象山心學一派（參見同上書卷28，《六經論》《述玄》《蘿山雜言》）。
子充雖然在博學與才思上都不及景濂，卻能把聖人之道致用於世。他認為，禮樂、典章、製度、名物是“致用之具”，是精神、心術的寓所。所以他力排記誦之學、佛老之學而倡導有體有用之學，並以永嘉的經製之學、永康的事功之學為有用致用之學而加以推崇（參見《王文忠公集》卷4，《王氏迂論序》；卷1，《原儒》；卷28，《六經論》；卷5，《知學齋記》；卷3，《送顧仲明序》；卷5，《滄江書舍記》）。
子充從全體大用的立場出發，在將濂、洛、關、閩與永嘉、永康之學相調和的同時，又認為陸學簡易正大而有功於聖學，最後提出了朱子的道問學與陸子的尊德性不可偏廢的主張。他說：“惟合朱陸之異，則學術之真有證矣。”（同上書卷5，《靈穀書院記》）正是基於這種折中朱陸的主張，子充建議把會通朱陸、謀求折中群經的草廬與魯齋一起從祀於孔廟（參見同上書卷11，《孔子廟庭從祀儀》）。
子充還表現出重視心學的傾向，他認為，從範圍天地、經緯古今、綜合人事到酬酢事變，都是心思之致處。所以他說：聖賢以“求放心”、“養心”、“盡心”為心學之要，如果廢棄心學，則人即使有心也如同無心一樣。他還說：無心，則身之主宰失，而身也就失去了化物的資格（參見《金華叢書·華川卮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