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南雖較為準確地體悟到了陽明“良知”說的真精神，但他的心性論卻未必與陽明之說相吻合。他反對用內外之別分立心性與事物，而是主張把兩者渾而為一，認為專內和逐外皆不能達於道（參見《友慶堂堂合稿》卷2，《答郭墨池》）。所以他強調說：“蓋朱子之說，本於程子……此與陽明先生致良知之旨又何異乎？……良知貫徹於天地萬物，不可以內外言也。通乎此，則朱子之格物非逐外，而陽明先生之說非專內，明矣。故曰朱子與陽明先生之說實相通貫者，此也。”（同上，《答楊晉山》）
不管怎麽說，塘南的立場實際上是把心性擴大到事物，而認為事物即心性，這可以說使陽明的唯心思想更加徹底了。例如，陽明說“意之所在為物”（《傳習錄》下），而塘南則認為“事者心之影也”，“事則心之變化”；而且把陽明所說的“心無體，以人情事物之感應為體”當作未善之論，認為這是“水無體，以波為體”之怪論。雖然在塘南看來，陽明這樣講的目的是為了破除“執心”之失，但是他又認為，實際上這反而會陷於“執事”之病，而陽明對此似乎並沒有覺察到（參見《友慶堂堂合稿》卷4，《三益軒會語》）。
以“性”為生之理、生之德的塘南，把氣、命、心、情、意、知、物都當作“性”之端倪、“性”之呈露，或者當作“性”之發用，而且以兩者為不二之體。他認為，不然的話，“生機”就必定會涉滯於佛、老的沉空滅倫之弊。但是，隻有在氣、命之類皆出自至純、至高、至正之性的先天不已之生機的情況下，才會形成“不二之體”。而一般來說，氣、命之類皆屬後天之用，因而難免會被習氣蒙蔽。甚至在塘南看來，就連前述的“獨幾”也屬於後天之用，因而也難免會有習氣隱伏。因此，塘南在另一方麵又對把性與命之類混為一談、當作不二之體的主張提出了告誡。下麵所述的他的性命論，大概就傳達了其上述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