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在《大學章句》中雖說過：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其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未嚐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複其初也。就與陸王學相對的朱子學的特色來說，這段話後半部分更重要。它很好地表達了以高遠的理想正視現實，排除其中的不純，而求複歸於本體的朱子學精神。朱子一如既往地不忘性與心、道心與人心、天理與人欲的聯係，而強調區別兩者的二元論的緣由也正在這裏。
敬庵的立場雖是一元論的，但我感到他的“克己”說與上述《大學章句》的朱子學精神，有相通之處。然而如前所述，敬庵在另一方麵因為又有容忍王學的地方，所以他的朱子學也有著複雜的特征。
如果強調上述《大學章句》前半部分的明德論，那麽朱子學就與王學接近了。反之，在王學那裏，如果強調良知即天理，那麽也是接近朱子學的。在明末的朱、王兩派中，雖出現了從這種立場出發，謀求朱子學的窮理說與王學的良知說折中調和的儒者，但在那時，往往舉出上引朱子《大學章句》之說作為論據。(3)敬庵對王學的解釋及寬容的態度，可以說也是與此合拍的吧！
敬庵對“致良知”的解釋，在不少方麵與王門正統派的諸儒之說有一致性。他也嚴厲指責良知現成派亞流之說，但他隻批評其恣肆不檢，而對於忌諱陽明“致良知”說的學者，則批評其無異於“因噎廢食”（參見《敬和堂集》卷10，《答耿楚侗先生》）。他與王門正統派諸儒一樣，也把陽明的“致良知”說當作以性善為宗的學說，並用“四句教”的理論對其作了論證，與此同時，展開了對當時流行的現成派亞流的“無善無惡”說的駁難。
對於“四句教”，他以第二句以下的工夫為切實，並指出基於這一立場的陽明“致良知”說是以性善為宗的。同時指出，第一句的“無善無惡”之論隻不過是說明性體未發、寂然不動而已，所以雖說它與《大學》所謂“止至善”的語境有矛盾，但卻認為其中包含著深刻之含義。他由此認為，把“無善無惡”延伸到工夫，而把心、意、知都視為“無善無惡”的王龍溪的“四無說”，是失卻陽明正傳的。他與薛中離、方學漸、顧涇陽、錢啟新、劉蕺山等一樣，對龍溪的《天泉橋會語》 [17]持有異議。他批評說：“竊恐《天泉會語》，畫蛇添足，非以尊文成（陽明），反以病文成。吾儕未可以是為極則也。”（《九諦》）他還針對當時遵奉龍溪之說、堅持“無善無惡”的現成派亞流而著《九諦》，逐條陳述其說的謬誤與弊害，並與該派的周海門就“四無說”展開論爭。讀一下《九諦》就可看到，其中有追思朱子基於嚴格的純粹性立場、提倡性善說而駁難《胡氏知言》的“性無善無惡”論的含糊立場的思考方法（參見《朱子文集》卷73，《胡子知言疑義》；《朱子語類》卷101）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