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瀾把提倡事障理障和無心禪的陸子與提倡資神養真的莊子等同看待，都作為基於靜虛思想的養神一路，而加以批判。清瀾認為，因陸子的下手工夫是求遺物棄事、屏思默慮、高遠靜虛而完養精神，這顯然與禪學完全一致。陸子所說的“隻自完養（精神），不逐物”，無非是無事安坐，閉目養神，這正是佛氏的事障之說。其所謂“間曠虛靜、恬淡退究”，主張忘意念、去緣寄之累，而任其自然、完養自在精神，所以無非是資神養真，這正是莊子的養神之說，也是佛氏的息心銘。其求靜坐養神而為聖的主張，與坐禪成佛如出一轍。其所謂“善亦能害心”的思想，與六祖慧能的“不思善不思惡”、《安心偈》的“善惡兩忘”的理障之說並無二致（參見《學蔀通辨·後編中》）。
把陸學與楊慈湖、陳白沙之學皆視為基於靜虛的思想，這顯然很成問題。無論怎麽說，清瀾把陸學派看作與佛、老一脈相承，而對其靜虛思想做了批判。
清瀾之所以批判陸學派的靜虛思想，是因為他認識到，如果不遵守朱子學，不以未發與已發、直內與方外、涵養與省察、敬與義的夾持不偏為宗，而以主靜存養為事，那就會陷於禪。據他說，因為陸子提倡未發的涵養，而不提倡已發的省察，所以陷於一偏，流於空寂，終於落進佛氏的本來麵目之說。在孔門中本來沒有未發之說，都是主張已發的。
因為已發工夫是顯而有跡的，所以工夫容易著落，善惡與否也很清楚。而未發工夫則是無形的，所以易出差錯而難以捉摸。如果強調未發工夫，那自然會產生馳虛好高之弊。所以《中庸》即使提倡未發，也必講未發與已發兼用的重要性（參見《學蔀通辨·終編中》）。因此說未發之中，那也隻是平鋪直敘。如果把靜坐體認以求中作為未發工夫，那就不能不背離聖賢之意。然而，陸子專求未發而傾心無事安坐，任於瞑目操存，主張“一日下樓，忽覺此心澄瑩”，這其實就是“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麽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麵目”的六祖《壇經》之旨（《學蔀通辨·續編下》；同上書，《後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