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所謂的“存心”說，楚望也主張必須立足於以實事實踐為旨的實學。楚望認為，如果把“存心”理解為虛而能通三才的“心”，就會把“心”束縛在方寸之內而脫離外在事物，從而導致“四時不行，百物不生”，並使“心”既通不了三才，甚至會成為專在無事中用工夫的禪的寂滅無用。在他看來，在無事中用工夫，以得心之定而達事之用的禪氏之說，隻可以拿來畫餅充饑（參見《時習新知》卷2）。
基於這一觀點，楚望認為，被後世用來提倡懸空之心學的、《尚書》所說的“危微精一”之言，實為後世之偽作，而隻有“允執厥中”之言才是真實存在的。在楚望看來，“危微精一”之言把隨時隨處的實地工夫當作了“存心”。有見於此，他必然要把近世諸儒之心法，視為類似於佛氏的寂滅無用之說而加以批判。例如，他把周子的“無欲故靜”、程明道的“心有主則虛”、呂與叔的“思處多而不能驅除”、許魯齋的“主心則外患不入於實”等概念，統統視為禪道之言（參見同上書卷4）；而且認為陳白沙的“靜中養出端倪”之說也是陷於禪道的異端之說（參見同上書卷4）。
然而，楚望雖批判了理學之心法，卻並不絕對地排斥心法，而隻不過是反對離卻實事、單舉心法之偏罷了。他提倡誠敬的重要性，就是為了突顯這一立場。楚望在提倡“道”的時候，還特別強調“誠”的重要性，這是因為，他認識到“誠”在天地間是陰陽二氣之存在，其飽滿充足、變化不測；“誠”而在人世間，則是成己成物、大公無私之存在，其人我妙合、生生不息而真實無妄，可謂自然的大德、生德之實體。它既揭示了以有為空的佛道之本質，又揭示了以無為實的儒道之本質（參見同上書卷3）。用他自己的話說，即“佛以空為道，聖人以誠為道”（同上書卷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