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王學的批判，東林學者以“無善無惡”說和格致論為主要對象，大致上涇陽是以前者為對象，景逸是以後者為對象。
朱子認為，窮物理即是致心知，理的內在之性據此才能揭示出來。一般來說，心是具備象和理的存在，因此作為盡性的工夫，在心上窮理比在物上窮理似乎是更簡易直接的方法。不過朱子卻認為，若在心上窮理，反而陷入所謂以心觀心的矛盾，以至於使心兩頭三緒，滋生葛藤，倒不如以心觀物，在物（心也是物）上窮理。所以朱子一方麵注意到程子所說的“積習既久，豁然貫通”的思想，一方麵又遵從程子在一草一木上窮理的思想，對呂與叔、楊龜山、胡文定、李延平等人以直接判明渾一之大本為宗旨的格物說進行了駁斥（參見《朱子語類》卷18）。(7)
對此，景逸認為理不分內外，而從性情到一草一木又都是窮理之一貫，所以如果隻在內在性情上格物的話，那就很難做到真正的盡心盡性。相反，涇陽則認為，景逸的一草一木說太迂闊，如果理是內外一體的東西，那麽格物還不如在切近的性情上進行，否則，即使在一草一木上格物，也難達到直接的誠意正心。故涇陽強調在性情上格物。景逸與涇陽針鋒相對，他反駁說，因物之源頭為一，故在身上格物，與在一草一木上格物是一樣的；又因原來就是物我一體，所以觀物也就是養心。他還認為，心外的萬象之存在，本來就與吾之心意相關，所以即使在一草一木上格物，實際上也不是要逐一明辨一草一木，而不過是觀察存在於一草一木中的元、亨、利、貞之理罷了。因此，景逸強調格物不應僅限定在性情上（參見《高子遺書》卷8上，《答涇陽先生論格物》）。
景逸感歎於通過窮萬理而妥帖處理事物的朱子之偉大，認為朱子的一草一木說，並不是求物理之泛觀，而是針對專在心上求性情，以為通一物便能通萬理的觀點而發的，朱子因此並不把“理”限定於一物。然而今人卻以道為一物，以為自身以外，一切都了無幹涉，而這正是玩弄本性之真色而使心體變得頑鈍（參見同上書卷10上，《三時記》；卷3，《示學者》）。(8)從上述立場出發，景逸還批評了把朱子的“格物窮理”當作泛觀博采之學，從而陷於支離的朱子學亞流，認為這是失卻紫陽（朱子）本旨的（參見《高子未刻稿》卷6數部，《答耿懷庭》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