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心於心與理神妙結合的景逸，以在身心上反求自得、反觀默識為格物之要，因而提倡所謂“反身而誠”的工夫。若以這種反身體認為要，那麽格物工夫也就必然會轉向主靜體認。所以景逸把格物作為未發之法，而不遵從以格物為已發之法的朱子之說。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吾之格物乃遵奉《中庸》“大本”說，即未發之說，而朱子格物則遵奉孟子“四端”說，即已發之法。在這方麵，景逸對朱子的格物說是采取批判態度的（參見《高子遺書》卷1，《語》）。
景逸重視在身心上格物，認為“格、致、誠、正，為身而設；齊、治、平，自身而推”（《高子遺書》卷3，《大學首章廣義》）。這樣一來，《大學》的八條目便全都歸於“修身”一本了。所以他把“修身”作為《大學》的“知本”，並且當作是朱子格物的本旨。他雖不同意朱子《大學章句》的分章補傳，而遵奉陽明所謂的《古本大學》，但從內心來說，他還是認為朱子的格物說是對的。他認為，朱子格物說規模宏大細密，自有“知本”之義。如果真正奉行其說，便自然與“知本”無二致；而如果真正推行“知本”的工夫，也自然與朱子的格物無二致。因此他最後推論說：朱子的格物與《大學古本》的主旨是一致的（同上）。
景逸之所以要以“修身”為格物之本，一方麵是為了救正朱子學末流之弊，因為他們不知“至善”就在吾心中，隻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從而用私智測度於外，結果使心支離決裂，而不能真正辨別是非，終於導致人欲肆而天理滅的惡果；另一方麵是為了匡正陷於空見氣機，成為猖狂縱情的王學末流之弊。陽明說過，良知有“化鐵成金”之力，但景逸卻把這種力量歸於“修身”，認為“身若修，點鐵悉成金”（《高子遺書》卷6，《戊午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