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以太極為理，認為“極”是“中”的準則，“中”是“極”的狀態，而反對訓“中”為“理”。照朱子的看法，如果以中為理，那麽善惡是非的差別就會紊亂，理的嚴正至純就會喪失，結果便會陷於以隨任含糊苟且為得道的弊病（參見《朱子語類》卷94；《朱子文集》卷52，《答吳伯豐》）。然而，景逸卻以“中庸”為至極之理。隻是他到了晚年，才係統地論述了這種觀點，甚至認為，不管是明道所謂的“天理”還是陽明所謂的“良知”，都不及“中庸”（參見《高子遺書》卷3，《困學記》）。
宗本朱子學的景逸，當然要尊重法之正。但他認為，若隻強調法之正就會喪失心之真，若隻強調心之真法之正恐也難保。因為天理若墮於法正一邊，就有喪失心真的危險；良知若墮於心真一邊，就有喪失法正的危險。所以必須是真正相因的關係，這才是正道。而要使道變得恰到好處，就隻有求之於中。這便是景逸的主張（參見同上書卷11上，《光州學正薛公以身墓誌銘》）。
即使所謂“恰好”，那也是因為有真正的相因關係，所以在世俗之見上，能圓融萎靡而不犯手腳，卻並非無視是非之別。隻不過像薛元台那樣，在嫌惡、排除世俗之見的同時，又忌諱“中庸”的做法，卻為景逸所不取。據景逸說，因為“中”是恰好之道，故發於事便停停當當。又因“中”是“因物付物”的自然之體，當然也是經世之道。
一方麵，景逸具有以“中”為脫卻世俗羈絆、超然塵外的道的傾向。在他看來，若不超然，就不能真正體悟經世大道。因此，雖隻講本體（無）的禪（若從儒教的立場出發，禪可以說是舍用而言體），也未必不能成為儒道之助。他認為，學若是格物窮理之學，那麽即使借助禪來補充，也未嚐不可。正因為此，景逸之學才被劉蕺山和黃宗羲評價為“半雜禪門”（《明儒學案》卷62，《蕺山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