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認為，若不基於窮理，所謂居敬也終究是玩弄心緒；若不基於居敬，那麽窮理亦難以達到心知。所以朱子主張兩者並用並進。
朱子所說的“居敬”，是使本來的心性活潑的工夫。他不像陸、王那樣，一味主張直下認取心之神明，而是強調在身心的內外動靜方麵之整齊嚴肅和謹慎，而無論尹和靖所謂的“收斂心，不容一物”的工夫，還是謝上蔡的“常惺惺”的工夫，都是由此而來的。所以，盡管朱子所說的“居敬”有三法，但整齊嚴肅之法卻是最主要的。
景逸較好地體會到了朱子的這一思想，他說：“此心神明，難犯手勢，唯整齊嚴肅，有妙存焉。”（《高子遺書》卷1，《語》）他在論述“敬”的重要性時曾這樣說過：吾人隻有身心二者，身得心而有主宰，心得身而有歸宿。心據身，身據心，內外卓然。此即為敬。如此體認，躬行讀書皆是培養證驗。續此自然得妙理。（參見《高子未刻稿》卷6數部，《柬周季醇》）
景逸雖提倡“居敬”，但不認為必須像朱子那樣，一定要把它與“窮理”並用。他主張，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兩者是即一的——居敬本身就是窮理，從而不能不表現出以“敬”為本體工夫的傾向（參見《高子遺書》卷1，《語》；同書卷13，《書趙維元扇》）。不言而喻，景逸提倡“敬”乃是為了救正當時王學末流以本體自然為宗，無視工夫，從而陷於光景氣機之弊。但他並不僅僅以“敬”為工夫，而是一方麵承認工夫，另一方麵又試圖超越工夫。之所以有這種傾向，是因為他還潛在地受到了王學本體工夫論的影響。
朱子承程子之說，以敬為主一（無適），他認為“主一隻是專一”（《朱子語錄》卷96），“必不在主一上問道理”（同上）。直到最後，他也不認為主一之敬就是本體。而景逸則把“主一”稱為“學之成始成終者”（《高子遺書》卷3，《書靜坐說後》），認為“‘主一’二字最盡”（同上書卷2，《劄記》），並且在關於“主”與“一”的解說中，論證了其所以是本體和工夫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