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蕺山的看法，若以心之血脈生命為宗，那麽宋儒的二元論便是斷港絕路，以致導致心之支離的學問。如果要避免這種支離，就必須在具體生生的人類心情上，或在即於肉體的心上求道，而不是在心之上或心之下的存在中求道。所以，即使在言性時，蕺山亦忌諱把性“做一好題目看”，而是言性必即於心情，並認為孟子性善說的本旨就在於此（參見《劉子全書》卷11，《學言中》；卷12，《學言下》；卷9，《商疑十則答史子複》）。
據蕺山說，孟子不僅用惻隱之心言仁，而且還用情之善來說明性之善。而孟子的深刻用意，則在於揭示心情而非揭示性。所以他反對超越心情來而驗性驗善（參見《商疑十則答史子複》）。(2)在蕺山看來，隻有即於心情，才能論性。按照這種思想方法，如果把性確定為獨立之存在，那麽豈不是以性（理）為無的存在了嗎？所以蕺山把《論語》所說的“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看作是說明性本來即無的證據。
如果對性做出規定，就會產生落於佛、老之見的危險。所以蕺山主張性即理，而非空無。盡管性有經綸裁成之力，但若對性做規定的話，就會使之與心情和氣質相分離，從而落於空虛境地，而不能不流於佛、老之見。他認為，佛氏之性是空，空與色相對；老子之性是玄，玄與白相對。這都是把性規定為一物的做法。與此相對，吾儒則主張性即理，從而與佛、老之性相區別。但若把性規定為一物，那麽吾儒之性就會與氣相對，從而阻礙作為性之發用的經綸裁成而陷於理障。所以他尖銳地指出，先儒以理排斥佛、老的學說，是墮入佛、老之說（參見《劉子全書》卷11，《學言中》）。由此可以理解，蕺山何以對攻擊朱子提倡性之渾然的胡敬堂、謝上蔡、陸象山等的學說持批評態度，而主張區分性與心、性與情，並用未發來規定性，認為“朱子以未發言性，仍是逃空墮幻之見”（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