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述，蕺山之所以以“意”為心之體，是因為他認為道德的好惡之情是先天固有的、自然純粹的東西，是絲毫不雜入不純因素的東西，所以這種情自然區別於其他的情。後來，他又發展到以“誠意”為學之頭腦，這是其晚年的思想。在這以前，他已對自然之情給予了高度重視。不過，對人之性命支離有著深切擔憂的蕺山，最初在論性時，也不把性從喜怒哀樂之情中區別出來。就是說，性全然是心之感應之間的東西，是應當在氣之屈伸往來處認取的東西，而《中庸》的喜怒哀樂之情，則並無未發、已發之別，全然是基於自然（天理）的東西，即使所謂“中和”，亦是喜怒哀樂之“中和”，而並非喜怒哀樂之情以外的存在。所以，蕺山認為，不能盲從以未發（靜）為性，已發（動）為情，或者以前者為“無形”，後者為“有象”，而支離兩者的傳統之說（參見《劉子全書》卷11，《學言中》）。
盡管蕺山如此重視“情”，但他卻認為《中庸》的喜、怒、哀、樂之情和《禮記·禮運篇》的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七情）是有區別的，即後者是由人為而發的“情”，而前者則是基於自然的“情”。
蕺山還認為，從動靜上、未發已發上看，“性”就如同是上麵所說的喜怒哀樂之情的“性”，故不能從“情”中區別出來。在他看來，心即使在寂然不動時，喜怒哀樂之情也不會淪於無，所以心之未發應該說是陽動；而心即使在感通之時，喜怒哀樂之情亦不會滯於有，所以心之已發應該說是陰靜。因此，心之動是動而無動，心之靜是靜而無靜，而其情即神也。這就是“情”之所以成為“性”的原因（同上）。因此，他不同意以寂然為靜、感通為動而論中和的傳統之說。以上蕺山所說的未發已發論與動靜論，不同於傳統的看法，在其視未發為陽動的觀點中，似乎頗有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