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明代的書院教學與當時的學製是存在著密切關係的。
北宋時期，慶曆、熙寧、元豐、崇寧各代都致力於振興學校教育，其間，科舉製度得到改良，從而使官學趨於興盛。到了南宋，則出現了官學衰微、書院隆盛的情形。書院的創始可追溯到唐代，但到宋代才新建起眾多的書院。在這些書院中，碩儒成了講主，而且書院中實行的也未必是科舉的預備教育。
然而，隨著官學的隆盛，士人大都變得追逐名利，從而使書院教學逐漸衰微，到北宋末年，大部分書院被廢止了。到了南宋，書院再度複興，而書院教學也變得興盛起來。尤其是白鹿洞書院，朱子將其複興後，還親自做了洞主，陸象山則在那裏舉行過有關《論語》的君子小人義利之章的講演，給予朱子及其門人以深刻的印象，使之一躍成為聞名天下的書院。(1)
到了元代，書院教育雖有發展，但因其官學化而失卻了書院教學的本來精神。至於明代，經過整頓的學校及科舉製度有了顯著的發展，教育完全成了科舉的預備教育。舉業的範圍限定於“四書五經”，並以程朱之說為標準，於是編纂了《四書五經大全》，以作為應試者的標準答案，應試者需全力以赴地將其完全背誦下來。
科舉考試時，還要求作所謂“八股文”。因此，教學內容變得空泛，而應試者則專心於投機取巧，終於產生了甚多的弊害，並導致了極端的墮落。正因為如此，才使朱子學淪落到了與漢唐儒學一樣的訓詁學的地步；加之其成了能據此獲利的工具，故而又使自己的真精神喪失殆盡。
在明初，書院的複興和建設雖逐步展開，但並不發達，一直到成化以後，才漸漸興起，至嘉靖、隆慶年間而趨於隆盛。但這些都是靠王陽明及其門人以及湛甘泉的努力講學才得以實現的。這時，教學的真精神受到重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