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朱子雖為白鹿洞書院製定了學規，卻並不正式將其命名為學規。那是因為，他認為學是對自己有好處的，而不應該是為他人設立的必須遵循的規矩準則。他看到別的書院的學規幾乎都沒有理解這個精神，因而說：“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朱文公文集》卷74，《白鹿洞書院揭示跋》）朱子製定學規的意圖，盡管如此不拘，但也不能認為朱子的學規就不具有戒律主義的傾向。這從其《白鹿洞書院揭示》中記有“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董仲舒語，便可大致推測出來。朱子在提倡所謂“居敬存養”時，以整齊嚴肅為其要，這或許正是這種精神的體現吧！此精神在朱子有關小學教育的態度中也可看到。
這隻要看一下朱子的《小學題辭》（同上書卷76），就可明白其小學教育的戒律主義傾向了。與此相反，陽明的小學教育則立足於以情為中心的理情一致主義（自然主義）的立場，即必須尊重兒童的自然性情，並順應其本性，來進行誘導教化，以便發揚其善心，而使其生意暢達。這是陽明的思考方法。正德十三年，四十七歲的陽明在南贛平定橫水、桶岡、浰頭等地諸賊後，痛感當地民俗之不善，於是決定設立小學，以強化兒童之教化。當時，他針對劉伯頌等人的觀點，論及了自己的兒童教育的理念和規則（參見《傳習錄》中，《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及《教約》等），其中所體現的基本思想，就是以上述精神為基調的。
在陽明看來，古代是把人倫教化作為教育的目的，而後世則隻顧記誦詞章而不顧教化，所以今天的兒童教育，必須以培養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方向。作為其方法，他列舉了誦詩、習禮、讀書三樣，並批判了當時僅以讀書為要，而視誦詩、習禮為不切於時務的風潮，認為這是陷於功利主義而違背古人立教之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