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陽明還提出了“去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傳習錄》上）的唯心的格物說。而陽明的格物說與上述知行合一說一樣，對於當時習慣於傳統朱子學的思考方法的學者來說，似乎有一種奇異之感，於是便產生了種種議論。當時的學者似乎都表現出對陽明之主旨難以理解，而苦於不知從何入手的茫然心態（參見《陽明年譜》；《傳習錄》徐愛序；《傳習錄》上）。
當時，陽明使用了由靜坐悟心體的教法（參見《陽明年譜》）。陽明為什麽要提倡靜坐呢？
據陽明所說，這當然不是以坐禪入定為目的，而是因為當時的學者不知學諸己，於是便要用靜坐而收心的小學工夫來加以彌補（參見《王文成公全書》卷22，《與辰中諸生》）。
這種教法，不用說近於陸子，甚至近於以靜澄為宗的楊慈湖和陳白沙心學。然而，陽明並未以此為定說(7)，或許不如稱其為“方便”更好。但即使叫作“方便”，大概也不能斷言“方便”以上的動機就不存在了。陽明提倡靜坐悟人，懲末俗之卑汙而以高明一路開導接引人，無非是想借此救正時弊。然而，此教法幾乎以“逐光景”為悟，這就流入了空虛之弊，又因求新奇而產生弊害，所以後來陽明又專提廓清心體和存理去欲的實踐工夫。陽明認為，若循此而行，不僅性體的識悟涵養能從上述弊端中擺脫出來，而且也能以記誦、詞章、講說為事，而排除以私欲為目的的功利之弊。他揭示明鏡說，闡述省察克治之要，提倡事上磨煉的理由，即在於此。
明鏡之說，禪家早有所論，但其要無非是心體廓清之功。陽明說過，對於一念私欲之萌動，必須斬釘截鐵地不給它伏藏的方便（參見《傳習錄》上）。而這也無非是省察克治之功。陽明還以這種廓清克治之功作為大丈夫的不世之偉績。據載，正德十三年，陽明前去平定三浰之賊時，曾在陣中寄書楊仕德等人，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