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以來，《大學》中提出的所謂“格物”或“格物致知”被作為為學之要旨而受到重視，陽明當然也不例外，但他與宋儒有所不同。
如前所述，陽明是因為在學生中發現隻在枝葉上做工夫，而忘記由根本的培養以暢達生意，從而導致了支離決裂的傾向後，為了救正朱子學的這種流弊，才提出心學的。所以他批評朱子格物說是“缺少頭腦”。
本來，作為格物的工夫，朱子列舉了“察之於念慮之微”、“求之於文字之中”、“察之於事為之著”、“驗之於講論之際”四條。陽明認為，朱子把四條並列，不設輕重，這是缺少頭腦。陽明則以其中第一條為學之頭腦，並把它貫穿於其他三條之中（參見《傳習錄》下）。本來，陽明的“渾一”的思考方法，似乎也可以說是以學之頭腦為重的。程明道也是具有“渾一”的思考方法的儒者，因而即使論述人性，他在思考過程中，也是把超感覺的形而上的本性與現實的人性相融合的，這就是其主張所謂“漸說性時亦非性”（《二程全書》卷5）的緣由。所以，明道從“氣即性”這一立場出發，承認了告子“生之謂性”之說（同上書卷1）。然而，雖說是承認，那也是從本源上承認的。因為在明道看來，告子的認識其實並未達到這一點，故而他最後還是否定了告子之說（同上書卷2）。
陽明對於告子生性說的看法接近於明道。他之所以承認告子之說，也是從渾一的思考方法出發而隻承認告子以生為性的立場。他認為，告子隻是不曉得頭腦，如果曉得頭腦，告子之論亦未嚐不可。這就是陽明的基本立場（參見《傳習錄》下）。
因此，陽明以學之頭腦為重。他認為，學有頭腦，就如同舟中有舵，盡管有間斷，但一旦提撕之，也就覺醒了，即使橫說豎說也無不通之處。否則，就成了孟子所謂的“義襲”，或者陷於“行而不明，習而不清”之弊（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