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泉之所以堅持以天理和性為本的渾一思想，就是為了救正上麵所列舉的雜伴著二元論或唯心論的空**、任肆之弊。所以，他即使在提倡良知時，也強調以知覺之處的道德本體即天理為體。
據甘泉說，知之所以良，正在於其道德性即天理，隻有以天理為知覺，方能使知成為良（即良知），從而複歸於真體。所以他說：“良知必用天理。”（同上書卷7，《答何吉楊》）他不同意陽明在《中庸》的“慎獨”之“獨”下麵添一“知”字，而認為有必要在“獨”後添一“理”字（參見《天關語通錄》）。(7)
他之所以這樣解釋“獨”，是因為先天的道德知覺本來就是素樸的，因而可直接作為絕對的良知，而難以作為天理。他還特別考慮到，如果以良知為現成，並專任現成良知的話，就會流**恣肆，反而陷於有我之私而喪失中正。正因為甘泉擔憂的是喪失道義之大全（參見《新泉問辨續錄》），所以他認為，如果不加涵養、擴充、學問、思辨、篤行的工夫，那麽其體就會變微，甚至喪失良知之真（參見《湛甘泉文集》卷20，《韶州明經館講章》）。
因此，甘泉認為重要的是對於天理的真切知覺，即對天理的體認。在甘泉看來，孟子提出良知說，是直指初心之一點，即真心，並求工夫之真切，而這隻不過是為了求得體認天理而已，其要點即在於“體認天理”（同上）。所以，針對孟子的良知說，甘泉指出：“一章血脈，全在一‘良’字、‘達’（甘泉認為，“達”為擴充學行之工夫）字上，此孟子吃緊為人處。”（《新泉問辨續錄》）所謂仁義和不仁義，全在於是否達於良知良能。例如，甘泉認為，即使就孟子所謂的“愛敬”而言，其體也微，若不使其達於天下，仁義之幾也就變為不仁義了，因而很難把它直接作為良知良能，這與人道大有關係（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