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歸寂派雖以致虛守寂為“致良知”，但若隻是徒然求靜，便無異於棄舵操舟，因此該派又以未發之中為靜之根，並譬之為舟之舵，而以“致中”為致虛守寂，即“致良知”（參見《聶貞襄公文集》卷8，《答戴伯常》；《羅念庵文集》卷3，《與尹道輿》）。所以，雙江把陽明所謂的“良知未發之中也”視為“骨髓入微處”（引自《歐陽南野文集》卷4，《寄聶雙江》）。他還把未發之中的擴養即“致中”，當作學之根本及堯舜相傳的“正法眼藏”和真正經脈，甚至認為：“於此處體認得分曉，則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情命於性，性命於天，丹府一粒，遍地黃金。”（《困辨錄·辨心》）而且在他看來，若未發之中、發而中節（心之法則），那就是和，但隻有基於致未發之中的工夫，才能達到中節；隻有超脫“助長外襲”、“卜度推量”、“任情肆意”等人為因素，才能行於自然（參見《聶貞襄公文集》卷7，《答鄒司成書》）。
根據此說，工夫在於致中而不在致和，這就與以往在致和上致中的“中和”說區別了開來。但雙江卻把這看作是陽明的“中和”說或程朱的“中和”說。如他認為，陽明所謂“中者，和也”，指的就是得中才能得和；陽明所謂“致其中而已矣”，說的就是“中焉，止矣”（《困辨錄·辨中》）。他還認為，未發之中必用於發用上，並稱之為“日用本領工夫”，或者是“反在已發上觀之”的程子之說，因為程子指出了若體而不失未發之中，則得發而中節之效的思想，因而是提倡未發之工夫的（參見《聶貞襄公文集》卷11，《答黃洛村》；同書卷11，《答王龍溪》）。
這樣一來，歸寂派便以“中和”為體用，而且根據體用分節論，以為工夫隻是“致中”，由此才能得“中和”之一體，並把這當作是與霸道佛老相對立的儒學之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