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認為，如果說“致良知”，就不必言動靜感寂。然體得這一主旨的修證派卻並不這麽看。南野說：“良知上用功，則動靜自一。若動靜上用功，則見良知二字為二，不能合一矣。”（《歐陽南野文集》卷1，《答問五條》）
南野甚至認為，求靜於動中亦未免二分動靜，因為良知是常靜常動的，因而不必特意在動中求靜（參見同上書卷1，《答周陸田》）。所以他說：“故學貴循其良知，而動靜兩忘，然後為得。”（同上書卷1，《答周陸田》）
東廓也基於同樣的立場，指出了以感寂為事的弊端，認為：“倚於寂，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跡；倚於感，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東廓鄒先生文集》卷2，《雙江聶氏壽言》）同時他還認為，良知的立場，隻在於能超越感寂動靜而得真靜（安定）。在他看來，《易》的“寂然不動”就是此靜之源。於是，他對把感通說作此靜之達，分動靜體用為二，而以歸寂為宗的雙江之說進行了非難，認為此說失卻了真正的歸寂之旨（參見同上書卷3下，《致遠堂記》）。
南野和東廓之所以都遵從這種渾一的心體之良知，而排斥分隔動靜感寂的立場，是因為他們擔心，若求寂於感之前，便成了畫蛇添足；若求寂於感之中，便成了騎驢覓驢；這就會像張橫渠所說的“累於外物”那樣，出現愛憎取舍、輾轉相尋的現象（參見《歐陽南野文集》卷4，《答王新甫》；同書卷1，《答陳盤溪》三）。因此，修證派或者以宋以來的求靜說為非，而強調“去欲（無欲）”的重要性（參見同上書卷5，《答聶雙江》；《明儒學案》卷11，《浙中王門學案一·錢緒山會語》），或者以陳白沙的主靜說及受其影響的歸寂說為異端，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根據陽明“致良知”說的立場，因為動靜是渾一的，所以即使說“存養”，那也不是靜處工夫，而必定是動靜無間的工夫。因此，南野反對以“存養”為主靜的宋儒之說。總之，按照陽明“致良知”說的立場，就必以心為渾一，而否定把心分為動靜、內外、體用二節的做法。所以東廓說：“心不離意，知不離物。而今卻分知為內，物為外，知為寂，物為感，故動靜有二時，體用有二界，分明是破裂心體。是以有事為點檢，而良知卻藏伏病痛，有超脫事為而自謂良知瑩徹，均之為害道。”（《東廓鄒先生文集》卷7，《衝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