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溪現成論的特色之一，就在於以赤子的不學不慮之心明示良知現成和當下即是。所謂“赤子之心”，就是先天的道德心情，即像親親長長那樣對於父兄的愛敬之心。他認為，依此“赤子之心”，則良知現成的觀點就能更加簡易直接地得到理解。
如前所述，他之所以能在立談瞬目之間很好地點化人，實際上就是因為指出了“赤子之心”，從而使人覺悟到良知的現成存在。他認為：程明道所謂“不用窮索，不用防檢，而直見天理”的觀點，實質上無非是強調直下承當“赤子之心”的重要性，《大學》之道其實也是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為旨歸的（參見《明道錄》卷7）。近溪所揭示的“赤子之心”，顯然是先天的本體，而非後天的能力。所以，他告誡不要把“赤子之心”誤解為後天的存在（參見同上書卷6）。但由於是當下即現成，因而若使“赤子之心”離開日常的視聽言動之際和人情平易之處，那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近溪揭示“赤子之心”的主旨。
於是，近溪甚至主張日常平實的本體之自然，用他的話說，即天命不息，道不離物，本體是渾渾淪淪，而日常全為自然。宇宙之間，視聽言動之際，人情平易之處，即是天命最切至、最神聖之所在。近溪認為，若離開人情平易之處，便難以入本體渾淪之境，甚至會陷於異端。所以，他提出了“虛寂者為異端”的觀點（參見《近溪子集·庭訓紀下》），認為“神通變化，異端也，吾隻是平平”（同上書，《明德夫子臨行別言》）。可見，他在講“良知”時也有排斥高妙而指點人情平易的一麵。
至於“中”與“庸”，近溪更重視“庸”，並以此為本體工夫的渾淪處。根據這一立場，他反對像羅豫章那樣求未發時氣象和陳白沙那樣在靜中養出端倪，並反對像程朱那樣輕“庸”主“中”或提倡“主敬”。近溪認為，“中庸”就是天命。若分而言之，則“中”是“庸”之精髓，“庸”是“中”之皮膚。宋儒雖得“中”，但因欠缺“庸”而變得拘迫（參見《明道錄》卷5）。盡管近溪如此強調“庸”，但仍認為得“庸”而失“中”者會導致無所持循；並認為當時學者所強調的良知說之所以不加工夫於天命之敬畏，其原因就在於此。與此同時，他還力戒因提倡現成而以恣肆為率性，從而墮於無忌憚，以至於“反中庸”的做法（參見同上書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