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雖曾提出過“致命”說，但到晚年便放棄了。他說：
蓋所雲畏天命者，不敢揉情塞性以牿天，不敢**矩踰閑以悖天，不敢侈談虛知空見以罔天。（同上書卷7，《知命解》）
他強調畏敬天命的重要性，這與王門修證派的鄒東廓在講“良知”時注意“性”，講“致良知”時強調“戒懼居敬”是一脈相通的，而且與朱子提倡嚴肅居敬的精神也有相通之處。重視實地工夫的天台，如同朱子晚年重視“禮”那樣，把理和敬歸於“禮”，並認為親親之教的“仁”和尊賢之篤的“義”也是由“禮”所生的。他說：宋儒所提掇的“主敬”，即是“禮”，即是“集義存仁處”。就是說，“禮”是仁義之母。故而他把周、程、張、朱之學全都歸於“禮”。他還認為，陽明提倡“致良知”是時節因緣，這與宋儒提倡“禮”的精神並無二致（參見同上書卷1，《庸言·誹言》；卷4，《示應試生》）。所以，天台提出“《小學》之外別無《大學》”（同上書卷12，《小學經傳序》），從而推崇《小學》，也是理所當然的。
天台這樣注重“理”和“禮”，無疑是出於對當時現成派亞流之弊的憂慮以及反對釋老異端的儒者的自覺。他還把“理”和“禮”當作辯難異端的一條原則。這雖與以往諸儒無甚差異，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言“理”，他也把它看作植根於“不已之心”的東西（參見同上書卷3，《與李公書》），並注重以身體之、以行與事證之的實地工夫。他認為這就是所謂“信”，否則，在他看來就會陷於異端之玄虛。所以，他批評了以罔覺不知為真知真覺的龍溪“求真”說，指出：
愚謂主張斯學者，須得如知下之偉誌峻履，衝懷虛襟，以身體之，以行與事證之，乃是求真，即所謂“信”。今日所當為宗旨者，蓋信之於四德，猶土之於五行。惟信則實有諸己，而仁義禮智皆本諸身，而誠征諸民而安達，諸事而理矣。不則悉虛也。（同上書卷2，《遇聶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