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天台仍屬於泰州學派的學者，所以他即使以實修實事為學之要，也依然認為若不基於心性之真機，就會拘於行檢格式而成支離逐物；若不基於當下體認就會涉於虛見，陷於光景。因此，他仍主張信任當下即本體說（參見同上書卷2，《紀言·心齋語記》），而且還高度評價了心齋、近溪的體悟說。天台的思想，隻要讀一下他的“三關說”（同上書卷1，《庸言·慎術》），就能明了其中有泰州派安易現成思想的遺風。
“三關說”既講了學有三關，又講了即心即道、即事即心以及慎術的思想。關於其中的“慎術”，天台有如下敘述：
良知是現成，無人不具。但用之於此則此，用之於彼則彼。故用在欲明明德於天下，則不必別為製心之功，未有不仁者矣。（《明儒學案》卷35，《泰州學案四·耿天台傳》）
由此可見，天台也提倡安易的良知之現成。所以黃宗羲認為，天台在這裏說的“良知”，是“情識之知”，而並非等於良知，並批評說：“先生之認良知，尚未清楚。”（同上）天台的實學，動輒陷於平淺，其中或許有一定原因，但他的實學不免給人以難達性命深奧之感。如果把他的“反身克己”與許敬庵的“清苦克己”作番比較，把他的“庸言庸行”與通於心之太虛的高景逸的“平平當當”作番比較，就不難看出，天台在本體透徹、工夫深密方麵，與許、高二儒相比，是有些遜色的。
如前所述，天台的實學是在實修實事中求得天命心性之生機。但若將此與近溪實學作番比較，也不難看出，其在生機之充實和活潑方麵，是稍有欠缺的。但不管怎麽說，他是接近於郝楚望實學的。不過楚望的實學，因為是出自對宋明理學之形而上學的批判性見解，所以與天台的實學仍有一層之隔。天台的實學，如果就性命真機之究竟這點來說，是近似於在實事中求本心的陸子實學的。但在他的實學中，難以看到從陸子胸中迸發出來的那種活潑生機。另外，如果從庸常即妙道這點來說，天台亦近似於陽明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的實悟，但天台的實學與陽明的“真髓入微”思想仍有一定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