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雖尚“簡易直截”，亦主事上磨煉，故兼重事功。有一屬官，因久聽講陽明之學，曰：“此學甚好。隻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陽明聞之曰：“我何嚐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全書》卷三）又曰：“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全書》卷三）又《年譜》記歐陽德，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為初政倥傯。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陽明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傯中。豈必聚徒而後為講學耶？”此以見陽明視事功尤重也。
陽明屢平寇亂，功烈甚著。其遺書論政之言，多以德治為主。所至興學厲俗，多有可觀。有《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卷一篇，見其教育兒童之意。其大要曰：“今教童子者，當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培植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誌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詩書以開其知覺。”（《全書》卷二）
陽明以學問、道德、事功為一致。鄒守益《陽明先生文錄序》曰：“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治，或以氣節，或以勳烈，而公克兼之。獨除卻講學一節，即全人矣。’先師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卻四者，亦無愧全人。’”蓋彼論者未知陽明文章事業均以“致良知”為根柢，而妄有所窺測疑議也。
陽明既歿，承其學者，如王龍溪之精微，王心齋之超脫，何心隱、顏山農之杳冥，羅近溪之無我，皆漸流入於禪。
錢德洪《陽明大學問跋》曰：
師既歿，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即好為徑超頓悟之說，無複有省身克己之功。一見本體，超聖可以企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為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為第二義。簡略事為，言行無顧。甚者**滅禮教，猶自以為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經約，而已不知淪人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為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全書》卷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