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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因為一個洋人進京告禦狀，乾隆皇帝怒了。
告禦狀的是英國商人詹姆士·弗林特，中文名叫“洪仁輝”，在經過天津知府靈毓轉呈的告狀信中，詹姆士·弗林特控訴位處廣州的粵海關官吏，說他們對外國商人貪汙索賄、層層剝削勒索，並且多年來一直粗暴對待洋商。
讀到這封“洋狀”後，乾隆非常惱火，在他看來，洋人萬裏迢迢進京告禦狀，這不僅僅是大清開國未有之事，在曆史上更是前所未聞，堂堂天國上朝，如今竟然鬧出這種事，實在有損帝國顏麵。
隨後，乾隆下令兩廣總督李侍堯審理此案，並囑咐說：“事涉外夷，關係國體，務須徹底根究，以彰天朝憲典。”
詹姆士·弗林特狀告大清官吏貪汙腐敗，是18世紀，在華外商的集體心聲。
這位外商告禦狀這一年，恰好是清廷啟動在廣州一口通商時期，從1759到1842年，廣州由此開啟了長達83年的中國貿易進出口壟斷時期，也就是這83年，外商們更體會到了在中國做生意，是何等之難。商品想在中國流通，就要靠賄賂，200多年前，外國商人們在粵海關體會很深。
在當時，針對外國商人收取的關稅，主要分為船鈔或貨稅兩種方式。假如是征收船鈔，則按照規定，大船是繳納銀子1200兩，中船是960兩，小船是大約340兩。但實際上，按照這種征稅方式，假如不賄賂，外商通常都會很吃虧。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一艘貨船來到廣州經商，一開始，清朝的官吏們開價是要征稅2065兩銀子，在經過曆時一個多月的討價還價後，這筆“船鈔”關稅最終是以500兩銀子成交，當然英國商人的代價就是，私底下要向大清的海關官吏們“贈送”320兩銀子。
不管怎麽說，經過一番賄賂，還是少了1000多兩銀子的稅，英商還是很開心的。但這也正是讓外商們感覺害怕的地方，他們很快就發現，在大清朝做生意，關稅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則可以遵循，一切都是不透明的，具體繳納多少關稅，隻能是憑著感覺跟清朝的官員們軟磨硬泡、討價還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