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我去見了個老同事。閑聊中，他說起前些天帶著剛上中學的兒子，去了趟黃花崗公園，瞻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父子倆對著墓碑，一個個讀出上麵的名字。
他說，他和兒子一樣，隻有在那一刻，才知道這些烈士的名字，以往，他隻知道一個烈士的名字：寫下《與妻書》的林覺民。其他烈士的名字，湮滅在72這個數字裏麵。
都說在大曆史的洪流中，人民群眾總是悲情地化作戰爭與災難傷亡統計裏一個個冰冷的數據。誰曾料到，即便是英雄烈士，經過時間的淘洗，也隻能以群體形象讓人記住。72，何嚐不是一個冰冷的數據？
這個數據的背後，是一些怎樣的人？他們各自有著怎樣的人生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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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4月27日（農曆三月廿九日），下午五點半。喧囂的廣州城冒出了一隊年輕的人馬，每個人臂纏白布，腳踩黑麵樹膠鞋，腰纏炸藥，手持槍刀，直奔兩廣總督府。
接下來的戰鬥中，這120餘名英勇的起義者，有的當場戰死，有的被捕就義，大多化作了黃花崗墓園內的一抔黃土。
喻培倫，四川內江人，出生在一個富商家庭，曾自稱“世界惡少年”，表示對封建製度的挑戰。他的特長是製造炸彈，留學期間，因研究炸彈不慎引發爆炸，引來了日本警察，並“犧牲”了右手三根手指。
喻培倫曾與汪精衛等人進京，謀刺攝政王載灃，計劃暴露後，他僥幸逃脫，化名王光明、尤國楠，分別寓意“望光明”“憂國難”，在香港繼續研發炸彈，被革命黨人稱為“炸彈大王”。
黃花崗起義之前，起義的計劃已經泄露，清軍在廣州城內做了嚴密的戒備。要不要延期？革命黨內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喻培倫十分氣憤，向起義領導者黃興慷慨陳詞：“這次起義，傾國內外同胞的人力財力。如中途延期，萬一不能再舉，豈不斷送了革命？革命總是要冒險的，何況還有成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