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名要趁早
1944年初，張愛玲便在上海文壇刮起一股清新靚麗的旋風。也是1944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腳步開始停滯，漸漸走了下坡路。眼見這個彈丸小國對巨大的戰爭消耗不堪重負，加之美國和蘇聯在太平洋戰場和歐洲戰場上的優勢已形成，中國軍民反擊愈來愈劇烈，能守住日偽區勉強度日已是不錯了。上海是日本在中國盤縮的最重要據點，控製力度必定會強化。文學藝術界也是他們重點監視的對象，尤其是那些文化名人，若讓他們嗅出點兒反對氣息，必惹來殺身之禍。然而不讓發聲，也確實讓那些愛國誌士、文人墨客們難忍心頭之恨，所以大多作家走的走，隱的隱。獨有張愛玲卓然不群，年輕又不諳世事的她實在靚麗，沒有政治紛爭不說，文章寫得也獨樹一幟。
因此懷揣各種心思的人開始拉她寫稿子，或參加各類活動撐一下門麵。活動多了，張愛玲儼然成了一名公眾人物。張愛玲的文章，也引來上海進步作家和文學藝術界人士的目光，大家被她清新的文風傾倒的同時，也深深憂慮張愛玲的前景。不消說紅過了頭會引起日偽政府的注意，去引誘天真爛漫的她做一些賣國的事，單說上海文學界渾濁不堪魚龍混雜的現實，也讓張愛玲沒辦法分辨得清楚。像這樣的天才，真要是因為政治紛擾而栽了跟頭實在太可惜了，持有這樣想法的人很多，作家鄭振鐸就其中一位。
鄭振鐸隱居在家，閑暇時也翻看《紫羅蘭》《雜誌》《萬象》等雜誌，看見張愛玲清冷的文風與充滿人間冷暖的小說時，大為驚豔。驚喜之餘不由得擔心：張愛玲是一個弱女子，在國難當頭，時局渾濁之時，對政治極其敏感的人稍有不慎都會馬失前蹄，何況一個單純的女孩子，身處危局卻渾然不覺，需有個知近的人提醒一下才行。於是鄭振鐸找到柯靈，說了張愛玲的事，交代他一定要勸勸張愛玲，千萬別將稿子亂發。目前文化出版界政治背景複雜，各種勢力交織，若著了人家的道，中了圈套的話，前途沒了還在其次，保不齊性命也要賠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