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人們普遍認為“學問”是“知”，而“實踐”是“行”，而且往往將二者區別看待，然而對於王陽明來說，“學問”就是“行”，而“行”也就是“知”。王陽明曾經係統地論證過《中庸》中提到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和“篤行”之間的關係，從中也可以了解王陽明的上述觀點。
王陽明還從“知行合一”說的立場出發，對朱熹的“知行論”進行過批判，這在上文中已經做過一些介紹，而王陽明在《答顧東橋書》中也對此做過更加詳細的闡述：
夫學、問、思、辨、行，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然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
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
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
朱熹是基於“主知主義”的立場而提倡“知行二分”說，王陽明則是基於“主行主義”的立場而提倡“知行合一”說。因此，陽明學被世人稱為“實踐哲學”也不是毫無道理的。王陽明接著又寫了下麵幾段話，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實踐哲學”的特色。